浅析道教思想对陈士铎命门水火理论的影响

仕铎学术深受道教医学影响,而他的临床经验也神奇有效,至今为中医界所重视。深入研究他的医学思想,将进一步揭示道教与医学的密切联系及其现代价值。本文主要探讨道教思想对陈士铎医学及命门水火理论的影响,及其与医药临床的结合特点。

一、陈仕铎医学的道教医学影响及其神奇疗效

清初名医陈士铎,约生于天启年间(1605-1627),卒于康熙年间,学医得自家传。在《辨证奇闻》之“凡例”中称“祖父素数妤方书,遗有家传秘本”;而且颇受当地医风影响,“吾越多隐君子,颇喜谈医”(同上)。更重要的是,他“壮游五岳,每逢异人,传刀圭之书颇富”(同上),广泛吸收道教医学的精华。如《本草从新•巨胜子》中自谓南岳道士传其“延景丸”,“此方不寒不热,实延龄妙法”。当然,对他影响最深的异人当属在“燕市”所遇之“二老者”。据山西中医药研究所何高民先生所考,这“二老者”即是当时道教医家傅青主、傅眉父子(一般认为陈氏医学为傅氏所传,学界也有不同观点,此处不予讨论)。他的传世六部著作(《外经微言》、《辨证玉函》、《石室秘录》、《洞天奥旨》、《辨证录》亦称《辨证奇闻》、《本草新编》)多托称古人,用方用量怪异,故不为正统中医学界人士所重;但他的临床经验常被许多医家作为无奈之下的最后解决手段,往往能绝处逢生,而显现出其价值。如上海名中医裘沛然在“瘦因吟过万山归——半个世纪从事医学的教训”中叙述:“我曾治疗一个患赤白痢疾病者,用方已尽,可是均无效果。病人神情困惫,已臻危殆。无可奈何中试用了一张《石室秘录》药味分量配伍奇特的方子……不料服后次日泻痢次数减半,又服一剂而病全除。《石室秘录》是托名天师、雷公、张机、华佗等合著的一本妄诞之书,我平素所不齿,今用此方竟如其书所说‘一剂即止,二剂全安,可用饮食’的奇妙效果。”

二、陈士铎对命门学说的继承以及道教思想影响

明后期成熟的命门水火理论是在道教炼丹术影响下的产物,是中医基础理论的重大发展。它的重要意义在于至今仍在有效地指导中医临床。陈士铎离这一理论形成的年代不远,也重视道教思想与医学的融通,对该学说颇多阐发而重于临床,对命门水火理论的运用十分广泛并取得非凡的成就。

陈士铎的命门水火学术观点继承明温补诸家的观点,以道教思想贯穿其中并有所阐发。在理论著作《外经微言》中,阐述了他的命门水火观点。从他的命门水火叙述中,可见到他对各家的继承,尤其是对赵献可,如名医干祖望干脆就说陈氏是“宗赵养葵的”,还可看出他的观点与道教思想的交融:

1.关于命门所处部位与形态一直是学术界所争论的焦点,陈仕铎对此也取肾命门的观点,但稍有差别。在“命门真火篇”中少师曰:命门居水火中,属水乎?属火乎?岐伯曰:命门,火也。无形有气,居两肾之间,能生水而亦藏于水也。“命门经主篇”岐伯曰:肾中之命门为十二经之主也。宜以肾中之命门为主也。“小心真主篇”为当曰:命门为十二官之主寄于何脏?岐伯曰:七节之旁中有小心,小心即命门也。为当曰:鬲盲之上,中有父母,非小心之谓欤。岐伯曰:鬲盲之上,中有父母者,言三焦包络也,非言小心也。小心在心之下,肾之中。陈士铎曰:小心在心肾之中,乃阴阳之中也。阴无阳气则火不生,阳无阴气则水不长。世人错认小心在鬲盲之上,此命门。真主不明也,谁知小心即命门哉。从上述引文中可知,在这里陈士铎的命门位置有四个:一是“两肾之间”(赵献可说);二“居于肾”;三“心之下,肾之中”;四“七节之旁”之“小心”。(《难经》说,赵献可引述过)其中,差异较大的是“小心”,但他又注释说小心在心肾之中。这种说法其实是陈士铎为了调和经旨与时人观点之矛盾而发的。他的位置特点就是把命门位置定位在以心之下,两肾之间的范围之内。并引道教人物广成子之语云:窈窈冥冥,其中有神,恍恍惚惚,其中有气;亦之命门也。可见陈氏对命门位置认识讲求实用,并主张要通过道教修炼内在体验来认知。更多地,他主要强调命门水火的重要,特别是命火的重要。

2.陈仕铎在命门的生理功能和作用上,认为丹鼎修炼之河车路即任督二脉是先后天之气升降相交的通道,所谓先天之气就是命门水火的功能,也可指命门真火,体现了医道一家的观念。他认为:“且命门居于肾,通于任督,更与丹田神室相接。存神于丹田,所以温命门也。守气于神室,所以养命门也。修仙之道无非温养命门耳。”在“三关升降篇”中进一步说“三关者河车之关也,上玉枕,中肾脊,下尾闾”,而“命门……水火之中实藏先天之气,脾胃之气后天之气也,先天之气不交于后天之气则先天之气不长,后天之气不交于先天之气则后天之气不化,二气必昼夜交而后生生不息也。然而后天之气必得先天之气交而后生,而先天之气必由下而上,升降诸脾胃以分散于各脏腑。三关者先天之气所行之径道也”。至于“气旺则升降无碍,气衰则阻,阻则人病矣”,则解决“气衰”的方法,就是要“助命门之火,益肾阴之水,则气自旺矣”。这是养生祛病之道。

3.心肾相交,水火既济,是命门之火维系生命正常生理功能的重要表现。陈仕铎对如何心肾交通问题,取张景岳子宫(胞胎)命门说(《类经附翼•求证录》)观点并予以改造,提出了胞胎别为一脏沟通心肾的观点。陈氏在《外经微言•藏腑阐微篇》中提出五脏之外的胞胎因其位置“处水火之歧”如“肾中有火亦水火之歧”一样,并且由于“胞胎上系心,下连肾,往来心肾,接续于水火之际,可名为火,亦可名为水,非水火之正也”。它的功能与五脏等同“胞胎处水火之两歧,心肾之交,非胞胎之系不能通达上下”,“男女无此系,则水火不交”。并且,男女各有之,“胞胎之系,上出于心之膜隔,下连两肾,此男女之同也”。从而提出了水火心肾二脏经胞胎通道进行交通的新见解。如果说张景岳直接采用《内景经》“丹田之中精气微……玉房(即胞胎)之中神门户”的说法,那么陈士铎的观点则是此说的进一步发挥。在《救母篇》中,他说:“心肾无咎不交者也。心肾之交接,责在胞胎,亦责在肝胆也。肝胆气郁,胞胎上交肝胆,不上交于心,则肾之气亦不交于心矣。心肾之气不交,各脏腑之气抑塞不通,肝克脾,胆克胃,脾胃受克,失其生化之司,何能资于心肾乎?水火未济,肝胆之气愈郁矣。肝胆久郁,反现假旺之象,外若盛内实虚。肾因子虚转去相济涸水,而郁火焚之,木安有余波以下泄乎?此木郁所以水闭也。”即用胞胎沟通心肾说以阐明心肾不交之病理。

4.陈士铎总结了前人命门水火理论,将其作为解决临床出发点的同时,也为丹道修炼、养生提了供理论依据。如《命根养生篇》中,广成子谓:抱神以静者,正抱心而同寂也。伯高曰:夫精者,非肾中之水乎,水性主动,心之不寂者,不出于肾之不静乎?岐伯曰:肾水之中,有真火在焉。水欲下而火欲升,此精之所以不静也。精一动而心摇摇矣。然而制精之小动,仍在心之寂也。伯高曰:吾心寂矣,肾之精欲动奈何?岐伯曰:水火原相须也,无火则水不安,无水则火亦不安。制心而精动者,由于肾水之涸也。补先天之水以济心,则精不动而心易寂矣。又作出总结:“精出于水,亦出于水中之火也。精动由于火动,火不动则特安能摇乎?可见精动由于心动也,心动之极则水火俱动矣。故安心为利精之法也。”指出了肾中之水乃先天之水,水来源于精以及与精动与火动之间的统一,养“精”的方法在于“安心”而已。这与“修仙之道无非温养命门耳”观点互为补充。

三、陈仕铎道教医学思想的现代价值

对命门水火学说的探讨实际上是为临床实践寻找理论依据,陈仕铎的贡献主要在于实践上的广泛运用并取得非常好的疗效。药物治疗的意义归根到底要落实到方剂和药物之中,赵献可以八珍补火,六味补水;张景岳注重补阴,发展出了左归丸、右归丸。陈仕铎从命门水火出发,在方剂上有大量创制,著名方剂有引火汤等。他还以这一理论分析单味药之水火阴阳性质,作为组方用药的根据。这些正是陈士铎经验独到之处。施洪耀医师对《辨证奇闻》进行了专门的研究,并举100则验案。他总结说:“余细读静思,观其辨证深刻,用药奇特,采取先后天并调,隔二隔三之治法。临证施之,深信其效其佳。一病人劳损虚怯,喘嗽不宁,渐至喑哑,气息低沉,恙延日久,百药罔效。余诊之,忽思助音汤,士铎方也,投之二剂而喘少平,四剂而嗽少止,再服而声出矣!足见其术之神妙。嗣后,每于疑难之症:择用士铎之方,常能收已败之功,克奏将坏之绩,诚为可法可传之作,济世寿物之宝,对吾侪后人启示良深其言“采取先后天并调”贴切地反映了陈氏之重命门水火的学术特点。

兹举《辨证奇闻》之引火汤为例,方药组成:熟地3两、巴戟天1两、茯苓5钱、麦冬1两、北五味2钱。方解:方用熟地为君,大补其肾水,麦冬、五味为佐,重滋其肺金,金水相资,子母原有滂沱之乐,水旺足以制火矣;又加入巴戟之温,则水火既济,水趋下而火已有不得不随之势;更增之茯苓之前导,则水火同趋,而共安于肾宫,不啻有琴瑟之和谐矣,何必用桂附大热之药,以引火归源乎?夫桂附为引火归源之圣药,胡为弃而不用?不知此等之病,因水之不足,而火乃沸腾,今补水而仍有用大热之药,虽曰引火于一时,毕竟耗水于日后。予所以不用桂附而用巴戟天,取其能引火而又能补水,则肾中无干燥之虞,而咽喉有清肃之益,此巴戟天所以胜桂附也。

在近年出版的《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》中,傅山引火汤(即上述之引火汤)之运用颇有特色。李方以九地(即九制熟地)、盐巴戟肉、天麦冬、云苓、五味子为主加减使用。从其在本书中的病例来看,本方治疗范围以从原来用以治疗喉症,扩大到用以治疗龙雷之火上硏种种上热见证,如神经性头痛、三叉神经痛、鼻衄、卒中前兆、三消重症等。

陈氏根据临床经验,引命门水火概念分析中药,对药物性能、功用的认识多有发挥,以下从《本草从新》中摘录数则以窥其特色:

1.巴戟天:补水火之不足,益心肾之有余,实补药之翘楚也。用之可以“补其火,而又不烁其水”,而无用附子、肉桂温补命门太热之过。

2.元参(玄参)微寒之品,善散浮游之火,退胃肾之火,既不损胃,又且滋阴,但须多用,不妨一两以用至五六两。因为元参解下焦之火,非多用不能成功。又阐释元参与肉桂共用之理,用元参以降火,随用肉桂以安火,大用元参而少用肉桂,或佐以纯补真阴之药,自然火得水以相制,火得水而潜藏,又何至再为浮游哉。

3.泽泻善泻肾中之邪火,泻邪火,即所以补真水也。用之于五苓散中,逐邪火而存真水,火去乃水自升,水升乃津液自润,而灌注于肾宫。用于六味丸中,乃泻中有补。如肾中无火,故用八味地黄丸,于水中补火,泽泻性既利水,而泻中又复有补,引火下行泻火之有余,而不损火之不足,辅桂、附以成其既济之功。

从上述分析可以得知,陈士铎虽非道门中人,论医用药却完全是道教医家特色,他对命门理论的贡献使这一理论内容更加丰富,更重要的是他把命门水火理论运用于养生与临床实践,并且卓有成效。他在方药上的创新,如引火汤是温补名方八味丸的重要发展,至今在临床上被有效地使用。

注:

①施洪耀:《辨证奇闻评注》,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,1989年3月版。

②陈士铎撰:《辨证奇闻》,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,1993年版。

③李可著:《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》,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3月版。

④刘荣喜:《陈士铎<外经微言>医学思想探讨》,《中医文献杂志》,2004年第4期。

⑤许春波:《<本草新编>的学术特色》,《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》,2000年11月版。

⑥虞陆祥、朱君华:《试谈陈士铎的学术特色》,《浙江中医学院学报》,1994年第6期。

原文发布于《中国道教》2007年第1期 作者:何振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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